第一次婚姻——
我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，在感情上容不得背叛
我和智先生早就认识了，但我们俩谁也没有想到我们将在50岁的时候走到一起。那年我们都是22岁，在山东大学的同一个班级里上学。他是从部队来的，而我也在部队文工团呆过。当时我印
象里他是一个非常好学的学生，是个学习尖子，并且是我的竞争对手。而他对我是很佩服，因为当时我是一个妈妈学生——家里有一个孩子并且肚子里还怀着另一个孩子。但在学习上却很刻苦，求知欲很强。
但他不知道的是：其实我当时正忍受着内心痛苦的煎熬。因为我发现自己曾经挚爱的丈夫在感情上背叛了我。当初，我们的婚姻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，因为丈夫比我大12岁并且离过婚，已是好几个孩子的父亲，当时还因某些原因被取消了党籍。30多岁就守寡的母亲劝我找一个年龄相当的、领导劝我找一个有政治前途的，朋友们也说别找一个背景这么复杂的。但当时我嫁给他却只有一个原因：我们相爱。但我们一起从福建调回上海后，我却发现了他在感情上的变化。那时我已经有了大儿子并怀了第二个孩子。在这样痛苦的时候，我决心离开他，到外地去求学。当时，我报考了好几所外地的大学，最后被山东大学录取。
对于我这样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，在感情上我是容不得背叛的。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很复杂，三天两头搞运动。像我丈夫这样一个非常自傲的才子常常是运动中挨整的对象。我无法在他挨整的时候离开他，所以离婚的事就这么拖着，到1961年我们正式离婚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四个儿女。尽管我当时的工资只有60多块钱，但我还是带走了三个孩子，只把一个还不记事的小女儿留给了他。从此，我就和老母亲、三个孩子一起相依为命，度过了好几年贫困、艰难的岁月。但我深爱孩子们，精心培养他们，尽管他们都吃了很多苦，但都已成材，如今有的已经成为博导、专家。
离开学校后，我和同学们都失去了联系，生活的磨难让我们都自顾不暇。我和智先生也有十几年未见，直到“文革”期间我到北京的时候才与他见过一面，那次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。这是后话。
第二次婚姻——
晨曦微露的时候，他松开了拉着我的冰冷的手
日子虽然艰苦，但我一直对生活充满着乐观和自信。虽然我在感情上遇到过挫折，但我并没有对爱情丧失信心，我依然相信爱情。5年以后，经好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演员，他比我大8岁，但没有结过婚。他正直、正派，并且思想开明、文化底蕴深厚。他尊重我的为人、热爱我的性格，也爱我的孩子们。我们很快就相知相爱，并克服各方面的阻力结婚了。
婚后，我们过着清贫而幸福的生活，孩子们都很尊敬他。他说，我们有那么好的几个儿女，不一定再有我们俩的孩子。但他尊重我的意见，要不要再有一个孩子，由我来决定。1966年，我们的小女儿降生了。
在“文革”内忧外患的日子里，我们虽然备遭磨难，但夫妻恩爱、同舟共济，终于渡过了一道道难关。正当我们为两个插队的儿子都考上大学而欢庆时，他却病倒了。由于“文革”期间我们双双下放到化工厂，他在有毒气体严重超标的车间里工作过7年之久，因此他得了血液病，虽然经过9个月的抢救但他还是没有熬过去。
永远不能忘记那个最后告别的深夜。5月，春的气息已经非常浓厚，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却凄凉寂静，医生告诉我他“难度今夜”后，我就一刻也不敢离开地拉着他的手。他气喘吁吁、断断续续地对我说：“你……累了……回去休息……”是啊，在他生病后的9个多月的陪伴、多次的惊险抢救、不断的病危通知，已让我瘦得变形。是爱支撑着我，到处奔波为他争取到“一级抢救”的医疗条件、在因使用强激素而食欲猛增而市场上又限量供应时，我想尽办法地采购。一切的努力目的只有一个：希望他能活下去。夜深了，他已沉默，他的手臂已经有些僵冷，我感觉到，生命已经开始缓缓离去，是告别的时候了。我俯身贴在他的耳边说：“……我知道你最不放心的是女儿丹，我一定把她培养好，让她上大学，你只管养好病……”当晨曦微露的时候，他松开了拉着我的冰冷的手。他永远地离开了我和孩子们。
他深沉的爱如同乱世中的桃源，让我得以度过“文革”的劫难。他对几个孩子都是一样的好，直到他去世以后，当时16岁的小女儿丹才从邻居家知道了她和哥、姐们并非同一生父。他的离去犹如大厦倾倒，让我悲痛欲绝。但我没有倒下去，我要实现对他许下的诺言好好培养孩子、坚强乐观地面对生活，面对未来。我也想到必须在将来重新恋爱、重建家庭，我知道这也是他希望我做的。
第三次婚姻——
“嫁一个非我不娶的人”，虽然我已经年过半百，但这一标准决不改变
我第二个丈夫去世后，一天我很意外地见到了一个人。他就是我多年没见的老同学智先生，他得知我的不幸特地来看我。但他没有想到我的精神状态很好，我告诉他，人不能总是生活在悲痛之中，我要乐观地生活。当时，他的处境也很艰难，妻子重病住在医院、三个孩子都在上学。看到我对待生活的坚强态度，他感慨地说，我要是能娶你多好。
我知道他婚姻的不幸，也知道他妻子对他的背叛，我很同情他，也很看中他的人品，但我必须要打消他的这个想法，因为当时他没有资格谈这件事，我从不接受任何虚无缥缈的许诺。我虽然渴望浪漫的爱情但同时也很传统，我认为婚姻只要存在一天，你就要对它负责，这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他人的尊重。
后来一个朋友为我介绍了一个长我６岁的学友，我们谈得不错，但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感到了他的疏远，经了解，别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个比我小５岁的女演员，他犹豫了。得知这一情况我当即与他断绝了一切来往，并回绝了不久他托介绍人传来要恢复联系的要求。我说，我择偶的标准一直是“嫁一个非我不娶的”而我也爱他的人，虽然我已经年过半百但这一标准决不改变。
其实，我当时也是做好了两手准备的，如果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爱我的人，我宁愿不嫁。也许是我的诚心感动了上苍，他——真的来了。我的老同学，智先生在妻子去世后来信说：现在我有资格向你求婚了。
当时，我在上海博物馆从事上海地方史研究小有成绩。而他远在北京，有三个正上学的孩子。单位的领导和朋友们都劝我别贸然决定。他们说：“你们这么多年没有联系，了解他吗？”我说，有一件事我了解，他妻子曾经背叛过他，但她生病以后他没有离弃她，对她尽人道主义的责任，直到她去世。这样的人值得信任。他家的条件差但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善。
于是我离开了上海那个相对舒适的家，来到北京。迎接我的家，是一间半透着风的破平房。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，几个方凳是摇摇晃晃的，一张大板床凹凸不平，更让我不习惯的是没有上海的卫生设备……但有的是我与智先生成熟真挚的爱，我们都珍惜这跨越了几十年艰难、曲折的人生道路又重逢的一段奇缘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黄昏恋情。虽然艰苦可想而知，但我们坚持了下来。我和三个继子女相处得很好，并在他们的教育、工作分配、家庭等方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。现在，三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并学有所成。在新加坡工作的大继子多次动情地说：“没有妈妈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”我们曾两次获得过东城区模范家长（庭）称号。
而这期间智先生也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许多成绩，由助研、副研到研究员；我们夫妻还进行了多次合作研究，取得了丰硕成果。我也在智先生的引导下进入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，发表了多篇论文。参与了《中华文明史》等著作的撰写。我们有共同的爱好，都喜欢戏曲和体育。还一起公证了向协和医学院捐赠角膜和遗体的协议。
现在，智先生虽然患有多种疾病，一度还很严重，但在科学的治疗和我的悉心照顾下，现在已经慢慢恢复，精神也很好。
如今我已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了，但我的精神依然年轻。我和智先生依然深深相爱，我想，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。
